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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二文言文归去来兮辞原文及翻译优秀3篇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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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陶渊明的介绍 篇1

陶渊明(公元365—427年),生活在东晋至南朝宋朝初期,是著名的隐逸诗人、田园诗人,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。陶渊明的祖上陶侃创立了辉煌的业绩,到陶渊明生活的时候,家境已经破落。少年的陶渊明生活贫苦,但是志向远大,学习勤奋。从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,陶渊明断断续续地奔走于仕途,最后在彭泽令任上,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,毅然辞官归田,从此不再出仕,并拒绝刘宋王朝的征召,直至六十三岁病逝。陶渊明的诗歌以及文章,主要创作于归田后的二十多年间,这些作品反映了他的人格思想、诗歌艺术,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对海外各国也有巨大的影响。

陶渊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。他生活在东晋时期,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。年轻时期,陶渊明渴望建功立业、大济苍生;但在乱世,他无从实现自己的`理想,转而退守田园,在贫穷的生活中坚守自己的节操,以立德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,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的积极影响。陶渊明也受到道家的深刻影响。他委运任化、顺从自然、追求人性的本真,这些都体现了道家的深刻影响。但是,陶渊明的伟大之处,更在于他超越了儒家与道家的局限,追求人与人的和谐、人与自然的和谐,塑造了体现这种理想的桃花源境界,体现了对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,使他在儒家、道家之外,具有了独特的思想价值,也产生了独立的影响。

历史上习惯于把陶渊明称为隐士、田园诗人,也习惯于把他回归田园的行为看成是从现实中退却的消极行为。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。陶渊明并非纯粹的隐士,他更是一个思想者,他为自己的理想生活付出了毕生的追求,因此他辞官归隐,决非是做一个现实的逃兵,而是积极地追求人与人的和谐、人与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,这种对理想的热烈追求,体现了与黑暗现实对抗的精神力量,对无数后人追求理想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事实上,作为田园诗人的开创者,他的思想一直为后代的田园诗人所继承;而层出不穷的田园诗在太平盛世作为理想生活的现实写照,在污浊乱世又成不同流合污、洁身自好的精神写照。毛泽东说:“陶令不知何处去,桃花源里可耕田”,就认为桃花源是太平繁荣的最好象征。

陶渊明给后代留下了一百多首诗歌、一二十篇文章。他在诗文里创造了桃花源境界,也创造了“采菊东篱下”的境界,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,也看到了人与人的高度和谐;陶渊明在诗文中塑造了菊花、松树等代表自己人格的意象,让我们看到了他在乱世中坚持自己的理想、在贫寒中坚守自己节操的伟大人格,同时也看到他在与当时社会发生冲突的时候,所产生的孤独、煎熬与痛苦。在历史上,他一直作为隐逸诗人之宗、田园诗人的开创者得到推崇,而他在思想、艺术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,也令后来的景仰者感叹不已。

在历史上,陶渊明不断得到人们的赞美和研究。在唐朝时期,他的诗歌是山水田园诗人的模仿对象;在宋朝,他的人格为无数士人所尊崇。在日本,甚至有人把他誉为中国古代诗人之首。历经一千多年,人们对陶渊明的兴趣有增无减,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巨大价值,也促使我们突破各种思想的局限,对他做更加透彻的理解。

赏析 篇2

晋安帝义熙元年(405),陶渊明弃官归田,作《归去来兮辞》。这篇辞体抒情诗,不仅是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,亦是中国文学表现归隐意识的创作之高峰。全文描述了作者在回乡路上和到家后的情形,并设想日后的隐居生活,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官场的厌恶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。另一方面,也流露出诗人的一种“乐天知命”的消极思想。

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(393)起为州祭酒,到义熙元年作彭泽令,十三年中,他曾经几次出仕,几次归隐。渊明有过政治抱负,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。晋安帝元兴二年(403),军阀桓玄篡晋,自称楚帝。元兴三年,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,打进东晋都城建康(今江苏南京)。至义熙元年,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。这时距桓玄篡晋,不过十五年。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,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。渊明天性酷爱自由,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,谄上骄下,胡作非为,廉耻扫地。一个正直的士人,在当时的政洽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,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。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,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。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,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——归隐。

辞前有序,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。从“余家贫”到“故便求之”这上半幅,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。其中“亲故多劝余为长吏,脱然有怀”,及“彭泽去家百里,公田之利,足以为酒,故便求之”,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,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。从“及少日”到“乙巳岁十一月也”这后半幅,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。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”,是弃官的根本原因。几经出仕,诗人深知为“口腹自役”而出仕,即是丧失自我,“深愧平生之志”。因此,“饥冻虽切”,也决不愿再“违己交病”。语言虽然和婉,意志却是坚如金石,义无反顾。至于因妹丧而“自免去职”,只是一表面原因。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。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,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。

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!”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,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。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,田园,是人类生命的根,自由生活的象征。田园将芜,意味着根的失落,自由的失落。归去来兮,是田园的召唤。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。“既自以心为形役,奚惆怅而独悲。”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,既然自作自受,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。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。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。“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。”过去不可挽回,未来则可把握,出仕已错,归隐未晚。这一“悟”、一“知”、一“觉”,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,获得了新生。“舟遥遥以轻飏,风飘飘而吹衣。问征夫以前路,恨晨光之熹微。”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,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。舟之轻飏,风之吹衣,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。晨光熹微,恨不见路,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。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。连陆行问道于行人,那小事也真实可喜。

“乃瞻衡宇,载欣载奔。僮仆欢迎,稚子候门。”一望见家门,高兴得奔跑,四十一岁的诗人,仍是这样的天真。僮仆欢喜地相迎,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“人子”而“善遇之”(萧统《陶渊明传》)。孩儿们迎候于门,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。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,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。“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,与其同志”(出处同上)。在欢呼雀跃的'孩子们的背后,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。“三径就荒,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,有酒盈樽。”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,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;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,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。携幼入室,见得妻子理家抚幼,能干贤淑。那有酒盈樽,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。多么温馨的家庭,这是归隐的保证。“引壶觞以自酌,眄庭柯以怡颜。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。”饮酒开怀,陋室易安,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。斜视庭柯,傲倚南窗,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。

“园日涉以成趣,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憩,时矫首而遐观。”诗人的心灵与生活,已与世俗隔绝,而向自然开放。日日园中散步,其乐无穷。拄杖或游或息,时时昂首远望,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,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。“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。景翳翳以将入,抚孤松而盘桓。”此四句之描写,显然寄托深远。宋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评上二句:“此陶渊明出处大节。非胸中实有此境,不能为此言也。”云“无心”而“出”,鸟“倦飞”“知还”,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。清陶澍集注《靖节先生集》评下二句:“闵晋祚之将终,深知时不可为,思以岩栖谷隐,置身理乱之外,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。”日光暗淡,日将西沉,是否哀悯晋祚,姑且不论,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。本辞中言“松菊”,言“庭柯”,言“孤松”,一篇之中,三致意矣。“归去来兮,请息交以绝游。世与我而相违,复驾言兮焉求。”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,还出游往求什么呢。“悦亲戚之情话,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春及,将有事于西畴。”亲人之情话,农人谈庄稼,是多么悦耳,多么真实。什么“应束带见”官的讨厌话,再也听不见啦。除了琴书可乐,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,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。“或命巾车,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寻壑,亦崎岖而经丘。”

驾车乘舟,深入山水,山道深幽,山路崎岖,皆使人兴致盎然。“木欣欣以向荣,泉涓涓而始流。善万物之得时,感吾生之行休。”大自然充满了生机、韵律,令人欢欣鼓舞,亦令人低徊感慨。万物畅育,正当青春,而自己呢,已近老年。“已矣乎,寓形宇内复几时。曷不委心任去留,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。”省察生命之有限,愈觉自由之可贵。生年无多,何不顺从心愿而行,又何须汲汲外求?“富贵非吾愿,帝乡不可期。”帝乡即仙乡,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,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。富贵功名非我心愿,彼岸世界也不可信。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。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,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。在士风热衷官职、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,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。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、现世的。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,求得人生之意义,实现人生之价值。“怀良辰以孤往,或植杖而耘耔。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。”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。天好则出游,农忙则耕种,登高则长啸,临水则赋诗。劳动、自然、人文,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。“聊乘化以归尽,乐夫天命复奚疑。”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。《周易·系辞》云:“乐天知命故不忧。”化、天命,皆指自然之道。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,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,此足可快乐,此即为快乐,还有何疑虑呢!这是超越的境界,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。

《归去来兮辞》是辞体抒情诗。辞体源头是《楚辞》,尤其是《离骚》。《楚辞》的境界,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。《归去来兮辞》的境界,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。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,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。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,士人理想无从实现,甚至生命亦无保障,这时,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。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,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。陶渊明,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、深刻、全面表达的第一人。《归去来兮辞》在辞史和文学的重要意义,即在于此。

在两宋时代,《归去来兮辞》被人们所再发现、再认识。欧阳修说:“晋无文章,唯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而已。”宋庠说:“陶公《归来》是南北文章之绝唱。”评量了此辞在文学的重要地位。李格非说:“《归去来辞》,沛然如肺腑中流出,殊不见有斧凿痕。”朱熹说:“其词意夷旷萧散,虽托楚声,而无尤怨切蹙之病。”(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)则指出了此辞真实、自然、冲和的风格特色。宋人这些评论,是符合实际的。

读《归去来兮辞》,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,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。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,虽然他说“性本爱丘山”,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。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:“就是诗,除论客所佩服的‘悠然见南山’之外,也还有‘精卫衔微木,将以填沧海,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’之类的‘金刚怒目’式,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。”(《题未定草》)透过“请息交以绝游”、“世与我而相违”这些愤激之语,我们感到了沉重。

《归去来兮辞》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?钱钟书先生说:“《序》称《辞》作于十一月,尚在仲冬;倘为追述、直录,岂有‘木欣欣以向荣’,‘善万物之得时’等物色?亦岂有‘农人告余以春及,将有事于西畴’、‘或植杖而耘耔’等人事?其为未归前之想象,不言而可喻矣。”(参见钱钟书《管锥编》1225~1226,中华书局,1979)如此说来,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。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,而是想象之景,心中之景。那么,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?眼前之景,为目之所见,先有其景后有其文,文景相符,重在写真;心中之景,为创造之景,随心之所好,随情之所至,心到景到,未必有其景,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,抒情表意而已。

本文语言十分精美。诗句以六字句为主,间以三字句、四字句、七字句和八字句,朗朗上口,韵律悠扬。句中衬以“之”、“以”、“而”等字,舒缓雅致。有时用叠音词,音乐感很强。如“舟遥遥以轻飏,风飘飘而吹衣”、“木欣欣以向荣,泉涓涓而始流”。多用对偶句,或正对,或反对,都恰到好处。描写和抒情、议论相结合,时而写景,时而抒情,时而议论,有景,有情,有理,有趣。

语文人生·最后说明一点,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,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,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。他写《归园田居》也罢,写《归去来兮辞》也罢,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,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。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,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,在中国文学熠熠生辉,光照千秋。欧阳修说:“晋无文章,惟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一篇而已。”此话虽过,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。

读悟第2段 篇3

“归去来兮”“息交以绝游”,作者再一次表明自己厌恶官场,固穷守节的坚定决心,也是其隐士情怀之三。

指定小组朗读此段。

思考:本段中,陶潜隐居乡村的生活乐趣,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?

明确:(1)、促膝而谈的家庭之乐——悦亲戚之情话;

(2)、弹琴消忧的本色生活——乐琴书以消忧;

(3)、与乡邻交往之乐——告余春及,有事西畴;

(4)、巾车孤舟出游之乐——窈窕寻壑,崎岖经丘。

中国士大夫写劳动,都是倡导别人去劳动,自己是旁观者,而陶潜是中国士大夫中第一个劳动实践者,此乃其躬耕田园,诗酒琴书的隐士情怀之四。